邓丽君:我的爱情遗失在洛杉矶-美国精品资讯

初到洛杉矶,还不能完全适应那里的生活,不能完全消除身在异国的种种不便时, 我就已经开始欣赏这种生活的妙处。我开始欣赏黄昏时分洛杉矶的天空,它在巨大的沉默中变得越来越红,有丝丝缕缕的黑紫的云堆积在接近山峦的地方,这红色天空下的城市,怎么看都有一种苍茫的意味,我经常是在屋外看到天黑才回去。

在享受了足够的孤独之后,我开始着手为自己布置一个舒适的小环境,我买了一幢房子,按照我的打算布置了一番,还买了一辆劳斯莱斯,一辆平治四五零,一辆日本车,我在这个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和遗忘。一切准备好之后,我把母亲接到洛杉矶,随她而来的,还有弟弟长禧,我们一家聚在一起,不用担心我们在银行里没有足够的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我随后进入加里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开始在那里旁听,选修生物学、数学和历史。有一天,我驾着劳斯莱斯去上学,引起人们的侧目,从此我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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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向当年的贫穷生活报了仇,接下来轮到我的不曾受教育了,即使其中有虚荣心的成份,也没有人能否定我热情的纯度。

这种热情持续了多久?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洛杉矶的华侨组织来说服我为华侨演出为止。起初,演出只是不定期的、小规模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口口相传,当那些身在他乡的人们发现自己可以听到故乡的歌时,这种演出的听众在不断增多。到1980年初,我在得到回应的欣喜中开始了在美国各地的巡回演唱。而其中的一场更是经常被人提及,全因为那一场是在奥斯卡奖的颁奖会场,也就是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他们说,我是第一个登上这个舞台的中国歌手。

全美巡演很快结束,我的下一个演出地点是林肯音乐中心,在那里,我唱了《小城故事》,《高山青》,还有当时在美国流行的《闪电舞》,《火花》。

人和人的相遇是全无缘由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但有时它也会变得有迹可寻,有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指向一个不可知的事件,天气、心情、公共汽车的迟到、花店里一朵花的引人驻足,似乎都在为某一场相遇添砖加瓦,任何一个因素稍有错失,一切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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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秋天的那一天,事情就是这样:原定的录音计划推迟了,我没有去香港,于是我还在洛杉矶;我需要去买一样东西,所以我上了街;我在街上被一家唱片店里的口琴音乐所吸引,所以我驻足倾听,这一切的偶然让我得以在那个时间,刚好出现在街角。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人来到美国,要拍一部电影,他在洛杉矶喜欢上滑旱冰,并且在同一天有了时间,滑行着上了街,撞上了出现在街角的我,并且向我连连道歉,我只有摘下墨镜,接受他的道歉,于是,事情在那里发生了变化,他认出了我:“你是邓丽君!我是你的歌迷!”我认出了他:“成龙!我也是你的影迷啊!”他笑了:“不如我们来交换签名吧!”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另外的地方,例如,一个酒会上,结果也许大不一样,但那时街上有着轻快的口琴声,黄昏的落日映照在山坡的芒草上,于是,结果只能有一个。

他来到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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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一起,他不断告诉我他的过去,他的来历,他所感受到的痛苦,他怎样在艰难中长大,怎样拥有今天的一切,怎样对这世界了解更多,怎样克服那些让他感到恐惧的事物,并且最终战胜恐惧。他像是要把与我相识前的一切铺垫、一切酝酿都要交代清楚,而我也告诉他,我怎样长大,怎样在和他相近的年龄就体会到同样的艰难,而我的母亲也和他的母亲一样,是我克服这些的动力,是我终于决定爱这世界的原因。我们不断地说话,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心清目明,而亲切感,对他的亲切感也油然而生,尽管母亲早在秦祥林和我相处的时候,就一再告诫我,不要爱上一个和我同在演艺圈子的人。我能够确定,他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是纯朴的。

他告诉我,最初,他的名字叫陈港生,他在1954年出生,人们说,他在母亲的身体里等待了12个月才出生,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名字:阿炮。他不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孩子,一年级,他开始因为在课堂上犯错而挂着牌子在走廊罚站,牌子上经常写着:“这是一个吵闹没有规矩的学生”,“这个男孩把所有的书都丢了”,还有一次,牌子上写的是“没用”。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于占元的京剧班学习,艺名“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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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规矩众多,等级森严的地方,但人们总会告诉你,这样做是为你好,总有一天你会对这一切心怀感激。练武,习艺,在某种程度的痛苦之中学习做他们所要求的人,他就这样长大。在演出了一部粗制滥造的电影《广东小老虎》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因为这部电影有所好转。然后,是在李小龙的电影中充当替身或者小角色,在那些电影里,他通常是被大英雄打得鼻青脸肿的那一个。这种局面持续到了李小龙去世之后,在《新精武门》里,“成龙”诞生了。

那些成龙电影一部部地被生产出来,《蛇形刁手》,《龙少爷》,在那里面,他总是面带微笑,左躲右闪的那一个小人物,等待某个事件激发自己的愤怒和潜能。然后,是1979年,他在美国导演罗伯特·克劳斯的电影《杀手壕》中,扮演一个保护祖父餐厅的青年,他因此来到美国。

这就是他走向我之前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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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后我终于明白,我所爱的,是他身上那些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勇气,豪放,甚至,被克制的粗暴。这些,在最初,很容易被我所欣赏,但当一切落实到生活中的时候,却又变成不可原谅的缺点。

1980年初,我需要回香港进行录音,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想来找他,尽管他并不希望我出现,但还是答应了,他说:“你要来就来吧”。

当我在办公室外敲门,是半个小时以后,被他称作兄弟的那些人,那些替身演员,武师,统统在这里,而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很舒服地把脚放在桌面上。我走过去,把他的脚扫下桌子,我告诉他,我要回香港,希望和他一起吃饭。他说,他的兄弟也要和他在一起。我说,我不想和这些人在一起。他说,他不习惯我们吃饭的地方,他不懂得点菜,不喜欢那里的气氛,他会让我扫兴。

在那一刹那,眼前的一切变得异常清晰:蓝色的百叶帘,透进屋子的阳光,办公桌上的纹路,他衣服上的皱褶,都变得异常清晰。我像是站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着我在那里忍受尴尬,看着我虽然尽力控制,但脸上依然露出失望神情。那一刻,我将这个男人,看得清楚透亮,也是那一刻,我决定不再让我的爱寄生在他的虚荣心里。
我离开了。走出办公室,阳光一下击打在毫无防备的我身上,还是春天啊,洛杉矶的阳光就有这样强烈了吗,但那毕竟是春天的阳光,干冷,清彻,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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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面对来访者,成龙这样说起我:“如果世上真的有天堂,她必然是上天堂的那种好人,她甚至善良得连一只蚂蚁亦不忍踩死。作为一个艺人,她红足多年实在难能可贵。”

“当时她喜欢浪漫,如烛光晚餐,但我却是个工作狂,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段感情或者异性可影响到我对工作的狂热,因此不少人舍我而去,但我仍有一班手足情深的好兄弟,朋友比爱情更为重要。”

“我们之间,爱过亦恨过,亦和好如初过。分手后多年曾在酒店碰过面,我们当时擦身而过,最后我还是转身向她打招呼,以前的一切已成为过去,爱恨都过去,我们依然是好友。前年她在香港找司机,还托我帮忙。分手与她无关,最衰是我太年轻,只顾自己而忽略了她。我承认曾伤害过她,亦伤害过好几个人,但我不是刻意的。”

“我经常与她联络,每次听电话,都会传来阵阵笑声……”

他其实也是孤独的,他非常害怕孤独,尽管他不能为这种恐惧的感觉正确命名——他不知道那就是孤独。他总是希望他所在的地方被人充满,而且每个人都笑语连声,事实上,他身边总也不缺少这些人。他们聚在他身边,不断喧哗,直到他终于安然睡去,他们才可以离开,这种习惯,到他进入中年,就变得更加牢固,有一天,他就在这种排解孤独的过程中老去,生命坠入昏暗之中,需要灯火照亮,他的心中充满回忆。

在“假护照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我的台湾护照需要得到延长许可,我不得不向台湾方面提出了“延长护照有效期限以及返回台湾的申请。”我得到的回答是允许我返回台湾,并且可以不追究“假护照事件”的刑事责任,条件是,回到台湾后,要参加指定的劳军演出。我答应了。

回到台湾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台北的“国父纪念堂”,此后,我开始了慰问演出。没过多久,我穿着迷彩服的照片和“她在坦克大炮群中与国民党军队官兵联欢”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中华电视台随即推出了我主持的《君在前哨》。

和爱相比,这些藏在命运背后的翻云覆雨手似乎更为强大,即使是得到爱,也并不能增加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和勇气,于是,我不再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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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春天来了,这是几千个春天中的一个,必须遗忘什么才能安然度过。

这年春天,在香港,谢宏中先生在某次晚宴上和我相遇。他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也非常喜欢我的歌,他希望他所喜欢的诗词被谱曲,变成可以唱出的歌,他希望听到我唱这些歌。他甚至还背起其中的一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说他知道这也许并不可能,但他依然非常渴望。

这并非不可能。从那时候,我开始筹备这张专辑。音乐导演邓锡泉先生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导演,他和我选出了十二首词,并且向八位作曲家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为这些词谱曲。这些歌,是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刘家昌先生作曲、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 古月先生作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梁弘志先生作曲、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谭健常先生作曲……。

在专辑推出之前,我们开始拍摄音乐录影带。每天,我都早早来到化妆间,由化妆师将我装扮成为另外一个样子,时间,在他的手下,慢慢退回了一千年。长裙,中式裤褂,玄色的披风,我一一穿过来,看得见湖水的小楼,月圆的庭院,人来如织的灯市,想像之中的广寒宫,一一出现在我们的录影带中。搭制布景的工人总是对我说:“这棵梅花树上的花我粘了三天呢!”欢喜之中的我完全不觉得这样有什么辛苦,而是觉得再应该不过,我一点不觉得奢侈,一点不觉得浪费,就是摄影棚之外的地方,此时此刻,已经全部变成荒野,我也还是会继续。但我还是笑着对他说:“那可真是辛苦你了!”

《淡淡幽情》在1983年出版,我因此得到香港音乐的年度大奖,邓锡泉先生获得的是导演奖。

在刚开始筹备《淡淡幽情》的1981年,新的爱情来临。只是这一次的结局更为惨痛,这一次爱情,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一年的四月,我住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饭店,我住在顶层,在那里,我遇见了掌管着香格里拉饭店的郭孔丞,他是新加坡的罗伯特·夸克集团巨头的儿子。 第二年的三月十七日,我们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举行了订婚仪式。

在订婚之前,我并没有象简·爱那样梦见自己的婚纱被撕毁, 在仪式上,疯女人也并没有派出她的代言人,我遇到的,是郭孔丞的老祖母所提出的三个要求:

一,邓丽君必须完全公开其个人履历。

二,必须停止一切演唱及艺术活动,专心致志地做一个贤妻良母。

三,断绝与文艺界人士的一切往来,断绝与一切男性的朋友关系。

我没有拒绝这些要求,我甚至努力地让自己不把这些条件当作对我的侮辱,我开始逐渐把自己套进这些条件中去。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分别举行了告别舞台的仪式,在日本的唱片制作计划,也在我的争取下推迟了。我甚至移居到一个看起来能够让我在礼仪道德之中被更好地浸染的地方:英国,在那里准备开始学生生活,就在准备入学的时候,就在1984年的8月,他们宣布了解除婚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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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等待的人将永不会来。

和郭孔丞分手的时候,我们约定,即使不能成为伴侣,也要作为知心朋友永远相处下去。三个月后,他和东京银座的夜总会陪酒女结了婚,那个女子,有一个恰当的艺名:“妙妙”。

那是我感情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我再也无力承担爱情。

那时候,我在伦敦,孤身一人。在很久之后,我才能够在夜里,在睡眠的时间到来时,像大多数人一样平静睡去。有一天,我梦见我置身于一个林木幽深的地方,松树柏树在那里像是生长了几百年了,遮天蔽日,让人不知晨昏。悬挂在每一棵树、每一枝干间的,是开着花的藤萝,那些花,有着种种毒辣的颜色,深红,桔黄,还有黑色的斑点满布其上。而林间的草地上,却开满白色的花朵,徜徉其间的,是黑色的豹子,有着花纹的狐狸,他们全部有和善的眼睛,走过我身边,也只是嗅一嗅我,随后低下它们的头。我在那里像是很久了,更好像是生来就在那里,从未稍离,我有时像是在等待,然而等待的人不来,天黑了,我看见山间的烟水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