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一大票警察拿着搜查证，敲开了美国佐治亚州一户人家的大门，进行了依法搜查。警方怀疑户主罗伯特•艾利•史丹利长期在赌场从事向赌客发放高利贷的不法行为。
可惜，警察搜了半天，并没有发现任何与放高利贷或赌博相关的证据。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搜查，警方应该立即撤走并道歉。不过，警察还是有一个意外收获：他们发现了3盒电影胶片，盒子上没有贴标签。于是，他们就用房间里的一台放映机试着放了一下，赫然发现3盒胶片的内容，全部是涉及色情的成人影片，也就是俗称的“黄片”。
按照佐治亚州当时的法律，持有此类物品属于犯罪行为。警方当即将史丹利先生逮捕并送监狱羁押，3盒胶片也被依法扣押。
不久后，此案在该州富尔顿县法院开庭审理。史丹利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无罪，主要理由是两个：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持有该类物品不应被视为犯罪；按照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非法搜查)，警方持有的搜查令状是为了搜寻与赌博、放高利贷有关的证物，并非针对该电影胶片，因此是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就是非法证据，理应排除。
而法院则认为，首先，按照当时的法律，淫秽物品并不当然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受法律保护；其次，警方持有合法的搜查令，搜查行动本身合法，意外查获其他违法物品，也属于合法证据。
一审后，史丹利被裁定犯有“持有淫秽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他不服判决，一路上诉，最后，官司在两年后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史丹利上诉获胜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必须对此案双方提到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特别是涉及到宪法的规定，就更需要明确是非了。
首先，本案能不能援引《第一修正案》来辩护？回答是可以。最高法院认为，所谓言论自由，是表达个人意见、并听取他人意见的权利，被告人史丹利当然也具有这种权利。
同时，佐治亚州的这条法律，实际上是根本没法执行的。比如，当某人捡到一本书时，他已经“持有”了该书，但并不知道其内容如何；而倘若此书真的是色情物品，则此人就可能被佐治亚州的法律定为犯罪，这对其而言很不公平，属于强人所难。另外，对于一个作品是否“色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而官方的判断标准则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训练才可以达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鉴黄师”)，法律不可能要求每个公民都具有这种能力。
而史丹利先生家的3卷胶片，如果不是通过设备放映出来，他不可能预先知道其中内容是否违法；即便他知晓其内容，也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该州对“淫秽物品”的判断标准。所以，该法律无限地加重了公民个人的注意义务，故因违宪而无效。
其次，警方的搜查，算不算是非法搜查？答案是不算。
的确，当地治安法官签发此搜查令状时，是怀疑史丹利先生从事放高利贷、赌博等不法行为，并不是为了搜查色情电影。然而，搜查令的作用，是允许警察在得不到屋主同意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进入特定的场所进行搜查，所以警方有权进入史丹利的家中；而警察的职责，决定了当他发现明显违法的物品或行为时，必须加以制止或干预，这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比如，当警察看到某人的汽车后座上塞着一名被捆绑着双手的女子，或者一枚定时炸弹，即便原本只是因为交通违章而将车拦下，他也不能熟视无睹地放该车离开，必定会加以检查。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认为，警察的搜查是合法的，将该电影作为本案物证也是合法的，但该州的法律本身出了问题；因此，史丹利先生的罪名不能成立，原判决予以撤销。
对美国色情电影的影响
这个判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史丹利先生的个人命运，它实际上宣告了在美国色情电影很大程度上的合法化。
从结论来看，的确是有理有节的，既维护到了个人的正当权益，又考虑到了警察执法的需要。然而，任何自由都是有边界的，行使言论自由权也不能以损害社会、他人的正当权益为代价，法律必须在个人的言论自由和公众利益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比如，诽谤他人、在电影院里谎称失火、报假警谎称飞机上有炸弹，都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法律绝不应该允许。
实际上，该判决并没有否定各州对于社会风化的管制权限，因为它只允许公民“持有”色情作品，却并未授权公民自由“传播”这些东西。而色情作品，倘若允许加以随意传播，显然是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因此，美国对于色情作品，依然可以规定采取各种控制措施，比如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另外，对于什么是“色情作品”，虽然法律不强迫每个人都有准确的认识，但依然是画出了一条高压线：不能有任何儿童的成分。
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对“儿童色情作品”保持极其严厉的态度，只要有未成年人出现的、有色情行为的作品，绝对都会被认定违法；幼童穿着比基尼泳装，万一不小心走光被拍进去了，也会遭到“儿童色情作品”的指责。甚至连母亲给女童洗澡时拍摄的半身照片，都有可能惹来极大的麻烦。
在这一点上，法律虽然有点神经过敏，却强调了对于未成年人的绝对保护。这倒可以预防各种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的发生，很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