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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郎言志（liusilang520）作者：刘斯郎

（本文选材自刘斯郎《真实的中国与世界》系列文）

这几日，美国加州燃起的大火可谓是轰动世界，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大量的人员伤亡让各国媒体深陷于“震惊”之中。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截止当地时间11月16日，这场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在美国造成了“74人死亡，1011人失踪，一万多栋房屋被毁，近30万人大撤离”的惨剧，而大火至少还要烧十几日，情况相当不乐观。

面对这样的事件，很多中国的读者都会一惊一乍地问我：“这都是真的吗？为什么美国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一场山火会难倒整个美国？”对此，我一如往常地回答：以我多年在西方生活的经验来说，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内，换一个国家，情况可能更糟。

那么，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剖析这背后的细节，我们今天就从制度问题、机制问题、思想问题、效率问题等五个方向切入，结合笔者这些年在西方的真实感受，来呈现给大家一个“不为人知的欧美”。

1：救灾机制不够完善，没有落实好责任制

其实，早在2017年的哈维飓风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灾机制”漏洞就已经显露无疑了。当时被曝出的状况是救援不及时，从上到下乱作一团，甚至是出现地方官员自己先跑的惊人画面。而在本次的加州大火中，这样的情形依旧出现了：姗姗来迟的消防力量，姗姗来迟的撤离令，姗姗来迟的国家领导人，而这“姗姗来迟”的背后，是一条条本不该终结的鲜活生命。

我记得大概是一年多前，我当时住在亚平宁半岛北侧的一座小城里，那时候小城刮起了超强的风暴，四处满目疮痍，损失相当惨重。按理说，救援力量和后期清理灾区现场的工作应该迅速展开，然而事实这样的：因为风暴来的时候是在假期，地方官员都度假去了，直到两天后才有人到倒塌的建筑物和树木周边拉起警戒线，地上的碎物却始终没人处理。而自从拉起警戒线之后，现场的画面整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一个月。在我到西方生活的这些年里，这样的画面总是间歇性上演，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于从一个高效性社会来到西方的我来说，这背后是整个社会领导层面“互相推诿”的丑陋面容。

（在推特上特朗普和加州官员互相指责对方）

问题的根源其实很简单，西方社会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中国那样的救灾机制，官员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责任制”。于是，当灾难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官员各自保命，不愿意摊这摊浑水”的画面，即便是上下“应急动员”起来，也会陷入到救援资金谁来出、事故责任谁负责、救宅物资要不要给，补助资金要不要批的问题上，等大家商量好了, 时间早已来不及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也是西方最引以为傲的西方式、按部就班的“契约式”社会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下，因为没有规定要求某人有绝对的义务要对救灾负责，所以就算是有人愿意奉献自己，甚至是为了他人赴汤蹈火，也会出现资金短缺、物资短缺、无人支持等诸多的现实问题。

而更让我们这些习惯了“有灾难大家一起上”的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灾难面前，西方的一些官员往往不是第一时间团结起来，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而是抓紧时间“打嘴炮”，互相推卸责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利用眼前的状况，来抹黑自己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画面几乎在每一次灾难中都上演了，即便是在本次加州的大火中，在这样生死攸关的状况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州的地方官员之间，也是不惜一切代价互相指责对方有重大责任。

如今，在西方学习生活的笔者，回望一眼中国完善的救灾机制，真的发自内心地想给祖国点个大大的“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笔者的印象里，中国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县里，镇上，村里，几乎形成了全方位的“一条龙”救灾机制，从救援物资的储备、到救援力量的调度，都是有计划提前安排的。此外，因为有完善“问责制度”，所以地方官员往往都非常负责，甚至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人民的利益。

笔者不是闲得胡说，因为笔者的故乡福建，每年都会上演严重的洪涝、台风灾害，而每次灾难来临之前，我们都会收到数条避灾短信，电视台、社区广播全天播报，甚至有社区领导亲自上门挨家挨户查看。而在危险地带也会有负责人和驻地官兵挨家挨户劝离，甚至是帮忙转移群众财产。

说实话，这一切的暖心大动员，你真的只会在中国见到，在西方国家，基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面对巨大的灾难的时候，谁负责，怎么负责，怎么撤离等等，都成了现实的巨大问题。

2：制度具有游戏性质，容易形成低能民主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在很多公知和有心人士的忽悠下，我也深信西方民主制度的“无比先进性”，甚至还因此误解过自己的国家，然而这一切的顽固思维，都在我到西方学习生活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甚至开始崇拜自己的国家。

这些年在西方，随着真实经历的累积，我将西方社会的现状定义为了“具有游戏性质的低能民主”。所谓的低能民主，简单地说就是：一脸懵逼的民众，很大概率地选出了一脸懵逼的低能型领导人，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层面运作的“集体低能”。

而这种现象反映到现实中就变成了：毫无执政经验的卡车司机被选为了地区领导人，拍电影的戏子当上了国家总统，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长得好看，或者是有一张忽悠人的巧嘴，颇有点“选秀”的味道。

我见识过他们的投票大选，也亲眼看见他们将“神圣”的选票以“他比较帅”的理由投入到选举箱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于自己所选的人，了解到的很少，多半只是通过宣传材料和电视演讲罢了。我曾当着我的徒弟（两个欧洲人）的面和他们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选出的领导人没能力怎么办？他们耸耸肩说：这没办法，那就过两年再选一位好的吧。我当时很震惊，因为他们的态度，像极了“赌博”。

此外，绝大多数人将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一方，往往是在顾及自身利益情况下考虑的，由于民众基础的能力有限，很少有人会顾及国家大局。所以在很多时候，候选人只要依着大众的需求说话做事，就会获得很高的支持率，最后做不做、能力行不行是另一回事。

所以，不管是近年来的飓风灾害，还是例如美国加州的本次大火事故，其背后都有着相当大一群没经验、没能力的地区领导人，而由于领导能力所致，也无形中扩大了灾情。于是民众又回过头抗议痛批，但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挖的坑，还是要自己填的。

3：利己主义思维顽固，大多数人想着逃难

在笔者的童年印象里，也有过几场熊熊燃烧的大火。笔者的故乡是在福建省的闽江边上，森林覆盖率极高，因此恐怖的大火也是见怪不怪的了。不过，每一次的大火都最终被沿岸的百姓战胜了。戳这里得机密：最著名的15个叛徒，人人喊打，你知不知道？

在我的印象里，最严重的大火大概是发生在笔者六七岁的时候，当时因为雷击，导致闽江对岸的山头起火了，大火迅速蔓延，森林窜起的火苗高达数十米，将河谷平原照得通红，眼看着就要吞噬山脚下的民房。当时对岸的警报轰鸣，万分火急，而就在我们担忧救援力量来不及赶来灭火的时候，感人的一幕出现了：我们西岸的成年男子，全都自发聚集了起来，迅速到了东岸和东岸人民一起冲向火海，灭火大队里面甚至有成年女性，而我的父亲也在队伍里。

那一次，父亲一去就是一天一夜，母亲在家里心惊胆战地踱来踱去，生怕父亲有去无回。我那时候不懂事，很疑惑地文母亲：“那是东岸的事，不关我们的事，而且那么多消防队不是去了吗，为什么爸爸他们还要去呢？”母亲当时对我说：“团结力量大，如果都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那火就灭不了”。后来，父亲回家了，灰头土脸的，连鞋子都被烤化了，但火终究是被灭了。

我至今依旧记得，那些年冲着大火，逆向而行的两岸百姓，虽然说这些年随着科学管理的加强，山火已经多年未见，但我相信，以中国人的本性来说，一旦出现灾情，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团结一致，甚至挺身而出。

然而，同样的画面，在西方呈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副景象。由于整个社会环境都被“利己主义”所充斥，在西方社会很少人会愿意谈及所谓的“奉献”和“团结”，在一些严重“个人主义”的环境里，你和他们谈奉献，很有可能被视为“傻子”。

于是，灾难来临的时候，西方人往往是能跑就跑，跑得来不来得及，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飓风之后大批民众逃往周边地区而不选择重建家园，甚至出现受灾区域周边的城市封锁公路，禁止灾民来本地区的情况。总之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但别往我家里飞，上帝会来保佑你的。